我1983年从四川广元老家揣着满腔热血来新疆当兵。
那年我19岁，在部队里摸爬滚打四年，练刺杀、搞拉练，胳膊晒得脱了几层皮，也得了几次嘉奖，还立了个三等功，1986年入了党。现在想起军营的日子，我还能想起训练完喝的那碗热汤，浑身是劲——那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时光，觉得自己是个能保家卫国的汉子。
1987年退伍，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家在新湖一连一位姑娘，她是国营商店的售货员，说话轻声细语，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。
我们处了没多久就结婚了，我也成了兵团职工，才算真正在一连安了家。
可没想到，操枪弄炮我在行，拿起铁锹种地，我却成了“门外汉”。
1988年我承包20亩打瓜，年底一算账，就挣了68块钱，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票子，我脸都红了——还不如在商店卖货的媳妇挣得多。
后来的日子，也没好到哪儿去。从1988年到1999年，我一年平均收入没超过800块；2000年到2009年，撑死了也没超过4000块。
老婆总劝我“别着急，职工都这样，咱没挂账就不错了”，可我心里急啊——1988年儿子出生了，油盐酱醋、孩子上学、邻里婚丧嫁娶，哪样不要钱？
每到农忙，儿子放学就跟着我们去棉田，小小的个子蹲在地里放苗、拔草，棉花叶子把他胳膊划得一道一道的，我看着心疼，暗自发誓：一定要让儿子跳出农门，找个不用晒黑、不用沾泥的稳定工作。
2008年，儿子考上了昌吉师范，我和老婆高兴得一宿没睡。为了供他读书，我在地里更拼命了，天不亮就下地，天黑透了才回家，午饭就在地里啃个干馒头；老婆也省吃俭用，衣服破了缝缝补补，好几年没买过新衣裳。
那时候农场开始盖楼房，好多职工搬进去了，我们还住在小平房里，墙皮都掉了。
我跟老婆说：“等儿子当了老师，咱去他工作的地方买楼房，也享享清福。”
2011年7月，儿子大学毕业，我天天盼着他传来当老师的好消息。
8月22号那天，他去玛纳斯县清水河中心小学面试，我给他打电话，就说了句“好好表现”，他妈抢过电话又叮嘱“缺钱就说，你爸给你转”。
下午我和老婆正在地里摘棉花，远远看见儿子回来了。
我们俩都愣了，问他“怎么回来了？面试没过？”
他说“不是，师里招大学生连官，我报了名，让我去咱们连队报到”。
我当时就火了，把手里的棉花袋子往地上一摔：“我和你妈累死累活供你上大学，就是为了让你别再种地！你倒好，又跑回连队来遭罪！”
他妈也红了眼，没说话，蹲在地里默默摘棉花。
那天晚饭吃得死气沉沉，我和她妈没理他——心里又气又疼，气他不懂事，疼他要走我的老路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第二天一早就去连部报到了，书记给他安排了工作，让他去番茄酱厂协调职工交售番茄。
他来棉田要摩托车钥匙，我没理他，还是老婆心软，从兜里掏出来给他。
那天下午，我在地里总忍不住往酱厂的方向看，琢磨着他能不能搞定——那么多车排队，番茄都快烂了，职工们急得跳脚，他一个刚毕业的学生，能行吗？
没过多长时间，他又被派去轧花厂帮职工交棉花。有职工觉得检测结果不公平，把车堵在门口，他就一个个喊“叔叔”“婶子”，劝大家消气。
我路过轧花厂，远远看见他站在人群里，比在家时黑了点，也瘦了点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可还是没跟他说话。
秋收结束，他问我家里棉花产量咋样，我没吱声，还是他妈告诉他“370公斤”。
冬天他组织职工学习、写材料、填报表，连队里的老同志不会用电脑，这些活全归他。
眼看过年了，他就回了几趟家换衣服，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连队宿舍。
老婆劝我“去看看孩子，别赌气了”，我才硬着头皮去连部，可他没在，他同事说“你儿子过敏被送团医院了”。
我和她妈慌慌张张赶去医院，看见他躺在病床上，脸肿得像馒头，心里一下子就软了——他在宿舍烧火炉，感冒了自己买药吃，结果药物过敏，都没人照顾。
他妈掉着眼泪说“早知道不让你跟他置气了”，我没说话，心里却后悔得不行。
开春后，我和他妈凑了10万块钱，给儿子买了辆车。有了车他能少受点罪。
儿子在连队负责管水。一到灌溉期，他就沿着渠边跑，堵缺口、捞杂草，身上总是一脚泥、半身水。
2013年7月的一个晚上，凌晨3点他接到一位职工的电话，说水不够。他赶紧骑车去地里，发现有人动了闸门，就蹲在渠埂上守了一夜，天亮了又去忙别的事。
这位职工后来跟我说“你家孩子，比你实在”，我嘴上没说啥，心里却有点骄傲——这小子，没白养。
2015年，我们在农场场部买了楼房，不用再住小平房了；同年11月，儿子娶了媳妇，也是兵团职工子女，懂事又体贴。在媳妇的开导下，我和他妈也慢慢接受了儿子的选择——他喜欢连队，喜欢和职工打交道，这就够了。
2017年，儿子全票当选一连连长。一位以前总挑三拣四的职工，那天却跟我说“你家这孩子我看不错”，其他职工也跟着附和。
2020年，儿子牵头成立了农业合作社，刚开始职工入社的积极性不高，我就第一个去找他：“爸入社，你放心干！”我知道，他需要我的支持。
后来他带着合作社搞集中采购农资，帮职工省了不少钱；还找了订单种植，规避市场风险；又请农业专家来指导，从播种到防治病虫害，手把手教职工。
2021年，连队棉花平均单产496.6公斤；2022年，合作社有118个社员，分红40万，职工家家都买了小轿车，我也买了一辆，开着去地里干活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现在儿子在连队工作十几年了，吃住在连队，儿媳妇也忙，孩子就交给我和老伴带。我心里清楚，他现在比我当年强多了。
那天我在地里干活，看见杨龙带着职工查看棉苗，阳光照在他身上，和我当年在部队训练时的样子重叠在一起——我们父子俩，一个扛枪保家，一个带民致富，都把根扎在了兵团连队的土地上。
我跟老婆说“他只要能有出息了，咱们再累都值”，媳妇笑着点头，眼里满是欣慰。
这就是我们家的故事，没有啥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可看着连队越来越好，职工日子越来越好，我就觉得，这辈子值了；看着儿子比我有出息，我觉得我们的日子更有盼头了。
（杨玉和口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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